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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惡質現象與教育部的反動政策,許多進步社運團體,如「教育公共化聯線」、「勞動者家長聯盟」等,已不斷提出深入的批評與檢討。我們在批判教育商品化之餘,必須相應地深入討論另一個大方向,即教育公共化。對於教育公共化的基本原則、內涵與實例,還需關心台灣教育的各位朋友們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本文只是一個粗淺的拋磚引玉。
一、什麼是公共化?教育公共化的兩大原則
要談教育公共化,首先必須釐清公共化與國有化、公有化是不同的事。公共化指的是民主參與、自主管理的過程與公共分享的結果,而國有化僅著重社會資源所有權是屬於國家掌控的公有制。
因此,針對今日台灣高等教育來說,教育公共化有兩個基本層面︰其一,大學本身應是屬於與大學運作有直接關係的所有成員們(如學生、教師、職員等)所共同積極參與、民主決策與自主管理的公共機構。其二、大學乃是整體社會一環,它的教育成果將由社會所分享,所以大學運作的主要經費應由整體社會來承擔。換言之,台灣高等教育公共化,就是大學民主自治與大學經費社會承擔。
二、教育公共化的民主自治vs.教育商品化的法人組織
教育部當前對於大學教育法人化的政策,就是要求各大學在組織與財務上仿效市場經濟中的企業體,以公司法人的運作來自我經營、自負盈虧(所以甚至以規模經濟的效益觀念,鼓勵各大學整併,以降低成本、擴大招生)。這將使大學教育機構淪於投資股東們的企業運作,一方面以企業組織的決策來取代校園民主、大學自治,另一方面,則以商品經濟的成本效益為導向,扼殺了大學教育合理發展。
從法人組織的運作來看,根據教育部大學法的修改草案,各大學原來由學校職員、教授、少部分的學生代表等合組的校務會議的大學自治,將改為董事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並明定校外董事人數,不得低於董事總額二分之一。一旦董事會依照投資比例分配主導權,董事人選不是淪為政治酬庸的手段,就是在董事們將本求利的利益心態下,以政治和資本利益直接掌控學校的主要權力,扼殺了目前正起步的校園民主。
然而,如果在教育公共化精神下,大學機構在組織上必須是社會公共的機構,而非任何私人投資的企業體。所以,大學的內部決策與管理應由大學所有成員來共同參與管理的民主自治,而非聽命於投資股東們的企業決策。
三、 教育公共化的社會承擔vs.教育商品化的受教者付費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大學學費的問題。
今日各大專院校的教育品質淪於補習班化,主要因為各大學必須自負盈虧(美其名為「財務自主」),必須收支平衡而受制於嚴格的成本考量,來決定各大學所能提供的「教育商品」。
然而一個正常的高等教育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珍貴資源(如學術人才、學習環境)與長期的積累。這根本不是短期的盈餘或所謂使用者付費能承擔的。教育機構「投資」的成果也不同於一般市場商品可以簡單、立即的呈現出來。高等教育的成本與效益,在市場機制上是無法客觀量化的。這種種的特質,顯示了商品化的運作是無法造就出一個合理的高等教育。
要打破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惡果,我們就必須全面擺脫所謂自負盈虧、使用者付費等商品交易的準則來規範高等教育運作。我們主張,教育應以公共化為原則,教育成本應擺脫盈虧計算而由整體社會資源來承擔。唯有如此,受教者才能以低廉學費享有高等教育。
擁護高學費、使用者付費的市場派會質疑說,若由社會大眾來負擔高等教育成本,而真正享有教育果實的受教者卻僅付出少許,這豈非不公平?高等教育所培育的知識技能屬於受教者個人,日後這些學生擁有了知識技術而能在職業市場中有較佳薪資報酬,所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才符合社會公平。
這種貌似公平的說法,漠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裡,誰才是使用這些專業知識技能的最大獲利者?高等教育的知識技能對誰最有利?它最後的成果僅專屬於受教者個人嗎?這些問題,才是關鍵。
在生產工具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絕大多數擁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都是受雇於各大公司,以自己的技能來為企業、老闆創造最大利潤。而在今日知識掛帥的資訊經濟裡,擁有專業技能的受薪者雖有相對較好的薪資,但真正透過這技能而獲利最大的卻是老闆。另一方面,在實際社會生產活動中,這些個人技能所發揮的效益卻是屬於整體社會,是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
換言之,真正使用高等教育成果的是社會整體(因為客觀的經濟活動是社會化生產而非個人生產),而在資本主義裡獨佔使用這成果而獲利最大的是資本家們(因為這體制保障私人資本利潤)。
恰恰是整體社會需要高等教育的成果,所以由社會來承擔高等教育的成本,乃是理所當然(所謂社會承擔,當然不是人人平均分攤。至於社會應如何來分擔才公平,這是稅制的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唯有一個社會不計成本,以全體資源來承擔教育支出,長遠來說才能真正提高整體社會的生產力,才能使全體社會獲致最大的利益。
在社會利益為最優先的取向下,能接受高等教育,乃是台灣社會大眾應有的基本權利之一。但高等教育的公共化只提供了大眾受教育的公平機會,而絕非是盲目的慈善事業。由於每人的學習能力、動機不同,每人的生涯規劃也不同,高等教育不是全民都要接受或能完成的國民義務,而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基本權利。
四、愛爾蘭與古巴教育公共化的成功實例
教育公共化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理想。事實上,當前就有兩個非常成功而且分別來自於完全不同社經體制的教育公共化實例,即資本主義的愛爾蘭與社會主義的古巴。
愛爾蘭在還很窮的六○年代,就開始在教育上大筆投資,讓每個階層的民眾都可以免費讀到高中職,1996年更進一步讓大學教育免費。過去愛爾蘭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在歐洲最低,今天,它已經有歐盟最高的高中教育畢業人口。更驚人的是,愛爾蘭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經從一九八○年代的二○%,增加到二○○四年的六○%。
愛爾蘭沒一所大學進入全球排名百大,甚至兩百大都沒有,可是愛爾蘭認為教育素質平均、提供公平教育環境,比僅有一、兩所明星大學來的重要。從2000年開始,愛爾蘭政府開始通過“第三階段教育機構研究計劃,會同愛爾蘭科學基金會一起,向愛爾蘭大學基礎研究提供資金支持,促進大學的研究開發。在其資金支持下,至2004年,各大學新擴建的研究面積達9.7萬平方米,其中包括大約2萬平方米能容納1600個研究人員的新圖書館。通過第三階段教育機構研究計劃的投資,愛爾蘭在大學中成立了24個主要研究中心,每個中心的投資都超過500萬歐元。其中約50%的投資集中在生物科學和醫學領域,10%在環境和海洋開發領域,8%是信息通訊技術和工程材料,7%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
在教育公共化的卓越條件下,愛爾蘭高等教育培育了好幾代的優異人力資源,讓愛爾蘭能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內立足。愛爾蘭的教育公共化充分地證明,高等教育的社會承擔、社會投資,到最後整體社會都會受益的---雖然最大的受益者是私人資本的企業主。到了2004年世界十大藥廠有9家,前二十大醫療設備公司有16家、前十大軟體公司都在愛爾蘭設研發生產基地(以上愛爾蘭資料摘自有關愛爾蘭教育的相關網站資訊,如 http://financenews.sina.com/sinacn/000-000-107-114/202/2006-08-29/0718159827.html等等)。
對照於愛爾蘭,古巴教育公共化的例子,恐怕更令人感動。古巴外受制於美國強勢的壓制、封鎖,經濟發展困難、政府財政困窘,內有官僚主義掌控等,這些都不利於真正教育公共化發展(如學校民主自治與教育經費來源)。雖然如此,古巴政府、人民卻舉國上下非常看重教育價值,願意以大部分有限的社會資源來挹注教育,尤其是花費更高的高等教育,充分培養社會人才。古巴的國民義務教育與台灣相同只到國中,但只要你有繼續求學意願與能力,則即使一路讀到博士,其學費、生活花費幾乎都是由社會承擔。
下列一些基本數據,反映了古巴對於教育公共化的重視與成就。在小學入學率方面,:古巴是100%,這比許多先進國的成績還要好,例如加拿大和美国均為95%,德國為86%。而在居民人数同教師的比例上,古巴為42.23∶1(每42個居民就有一位教師),法國是62.7∶1,愛爾蘭是64.6∶1,加拿大是66∶1。每間小學教室中最多的學生人数:古巴為20人,加拿大、西班牙、挪威和英國均為25人。 我們須知,在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先進國約1/10的古巴,其教育竟取得許多超越先進國的成绩。
由於古巴致力於教育,所以它的、教育經費占的政府支出比例一向很高,而且近年來還不斷增高其比例。過去約為10%左右。到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5.1%;2002年,其支出比2001年又增加7.5%! 而在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也比軍事開支多1倍。為了改善教師待遇,政府于1999年還將教師工資提高30%。
最難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公共化精神是充滿了社會主義公義的原則,即保證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的受教權。
因此,古巴政府教育資源的分配政策是一貫地向基層、向弱勢群體傾斜。為了小学年齡的兒童入學率達到100%,居住分散的極偏遠、山區的子女仍能接受正常的小學教育,即使當地只有一個学生也是如此。這種“一個學生的學校”在古巴全國竟有93個!為了使所有学生都能使用電腦,對無法通電的兩千餘個偏遠學校,古巴政府為它們配備了太陽能發設備,以为電腦設備提供電力,這其中包括了上述九十三個“一個學生的學校”(以上古巴教育資料摘自於 毛相麟 , 《古巴社會主義研究》〔北京︰2006〕)。
總結來說,不論是強調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資本主義利潤導向的愛爾蘭,或是以社會公義為準則的社會主義古巴,它們都可以以其各自條件來發展出成功的教育公共化。教育公共化應是普遍而基本的社會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每一個理性社會能做到的。
一、什麼是公共化?教育公共化的兩大原則
要談教育公共化,首先必須釐清公共化與國有化、公有化是不同的事。公共化指的是民主參與、自主管理的過程與公共分享的結果,而國有化僅著重社會資源所有權是屬於國家掌控的公有制。
因此,針對今日台灣高等教育來說,教育公共化有兩個基本層面︰其一,大學本身應是屬於與大學運作有直接關係的所有成員們(如學生、教師、職員等)所共同積極參與、民主決策與自主管理的公共機構。其二、大學乃是整體社會一環,它的教育成果將由社會所分享,所以大學運作的主要經費應由整體社會來承擔。換言之,台灣高等教育公共化,就是大學民主自治與大學經費社會承擔。
二、教育公共化的民主自治vs.教育商品化的法人組織
教育部當前對於大學教育法人化的政策,就是要求各大學在組織與財務上仿效市場經濟中的企業體,以公司法人的運作來自我經營、自負盈虧(所以甚至以規模經濟的效益觀念,鼓勵各大學整併,以降低成本、擴大招生)。這將使大學教育機構淪於投資股東們的企業運作,一方面以企業組織的決策來取代校園民主、大學自治,另一方面,則以商品經濟的成本效益為導向,扼殺了大學教育合理發展。
從法人組織的運作來看,根據教育部大學法的修改草案,各大學原來由學校職員、教授、少部分的學生代表等合組的校務會議的大學自治,將改為董事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並明定校外董事人數,不得低於董事總額二分之一。一旦董事會依照投資比例分配主導權,董事人選不是淪為政治酬庸的手段,就是在董事們將本求利的利益心態下,以政治和資本利益直接掌控學校的主要權力,扼殺了目前正起步的校園民主。
然而,如果在教育公共化精神下,大學機構在組織上必須是社會公共的機構,而非任何私人投資的企業體。所以,大學的內部決策與管理應由大學所有成員來共同參與管理的民主自治,而非聽命於投資股東們的企業決策。
三、 教育公共化的社會承擔vs.教育商品化的受教者付費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大學學費的問題。
今日各大專院校的教育品質淪於補習班化,主要因為各大學必須自負盈虧(美其名為「財務自主」),必須收支平衡而受制於嚴格的成本考量,來決定各大學所能提供的「教育商品」。
然而一個正常的高等教育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珍貴資源(如學術人才、學習環境)與長期的積累。這根本不是短期的盈餘或所謂使用者付費能承擔的。教育機構「投資」的成果也不同於一般市場商品可以簡單、立即的呈現出來。高等教育的成本與效益,在市場機制上是無法客觀量化的。這種種的特質,顯示了商品化的運作是無法造就出一個合理的高等教育。
要打破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惡果,我們就必須全面擺脫所謂自負盈虧、使用者付費等商品交易的準則來規範高等教育運作。我們主張,教育應以公共化為原則,教育成本應擺脫盈虧計算而由整體社會資源來承擔。唯有如此,受教者才能以低廉學費享有高等教育。
擁護高學費、使用者付費的市場派會質疑說,若由社會大眾來負擔高等教育成本,而真正享有教育果實的受教者卻僅付出少許,這豈非不公平?高等教育所培育的知識技能屬於受教者個人,日後這些學生擁有了知識技術而能在職業市場中有較佳薪資報酬,所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才符合社會公平。
這種貌似公平的說法,漠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裡,誰才是使用這些專業知識技能的最大獲利者?高等教育的知識技能對誰最有利?它最後的成果僅專屬於受教者個人嗎?這些問題,才是關鍵。
在生產工具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絕大多數擁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都是受雇於各大公司,以自己的技能來為企業、老闆創造最大利潤。而在今日知識掛帥的資訊經濟裡,擁有專業技能的受薪者雖有相對較好的薪資,但真正透過這技能而獲利最大的卻是老闆。另一方面,在實際社會生產活動中,這些個人技能所發揮的效益卻是屬於整體社會,是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
換言之,真正使用高等教育成果的是社會整體(因為客觀的經濟活動是社會化生產而非個人生產),而在資本主義裡獨佔使用這成果而獲利最大的是資本家們(因為這體制保障私人資本利潤)。
恰恰是整體社會需要高等教育的成果,所以由社會來承擔高等教育的成本,乃是理所當然(所謂社會承擔,當然不是人人平均分攤。至於社會應如何來分擔才公平,這是稅制的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唯有一個社會不計成本,以全體資源來承擔教育支出,長遠來說才能真正提高整體社會的生產力,才能使全體社會獲致最大的利益。
在社會利益為最優先的取向下,能接受高等教育,乃是台灣社會大眾應有的基本權利之一。但高等教育的公共化只提供了大眾受教育的公平機會,而絕非是盲目的慈善事業。由於每人的學習能力、動機不同,每人的生涯規劃也不同,高等教育不是全民都要接受或能完成的國民義務,而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基本權利。
四、愛爾蘭與古巴教育公共化的成功實例
教育公共化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理想。事實上,當前就有兩個非常成功而且分別來自於完全不同社經體制的教育公共化實例,即資本主義的愛爾蘭與社會主義的古巴。
愛爾蘭在還很窮的六○年代,就開始在教育上大筆投資,讓每個階層的民眾都可以免費讀到高中職,1996年更進一步讓大學教育免費。過去愛爾蘭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在歐洲最低,今天,它已經有歐盟最高的高中教育畢業人口。更驚人的是,愛爾蘭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經從一九八○年代的二○%,增加到二○○四年的六○%。
愛爾蘭沒一所大學進入全球排名百大,甚至兩百大都沒有,可是愛爾蘭認為教育素質平均、提供公平教育環境,比僅有一、兩所明星大學來的重要。從2000年開始,愛爾蘭政府開始通過“第三階段教育機構研究計劃,會同愛爾蘭科學基金會一起,向愛爾蘭大學基礎研究提供資金支持,促進大學的研究開發。在其資金支持下,至2004年,各大學新擴建的研究面積達9.7萬平方米,其中包括大約2萬平方米能容納1600個研究人員的新圖書館。通過第三階段教育機構研究計劃的投資,愛爾蘭在大學中成立了24個主要研究中心,每個中心的投資都超過500萬歐元。其中約50%的投資集中在生物科學和醫學領域,10%在環境和海洋開發領域,8%是信息通訊技術和工程材料,7%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
在教育公共化的卓越條件下,愛爾蘭高等教育培育了好幾代的優異人力資源,讓愛爾蘭能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內立足。愛爾蘭的教育公共化充分地證明,高等教育的社會承擔、社會投資,到最後整體社會都會受益的---雖然最大的受益者是私人資本的企業主。到了2004年世界十大藥廠有9家,前二十大醫療設備公司有16家、前十大軟體公司都在愛爾蘭設研發生產基地(以上愛爾蘭資料摘自有關愛爾蘭教育的相關網站資訊,如 http://financenews.sina.com/sinacn/000-000-107-114/202/2006-08-29/0718159827.html等等)。
對照於愛爾蘭,古巴教育公共化的例子,恐怕更令人感動。古巴外受制於美國強勢的壓制、封鎖,經濟發展困難、政府財政困窘,內有官僚主義掌控等,這些都不利於真正教育公共化發展(如學校民主自治與教育經費來源)。雖然如此,古巴政府、人民卻舉國上下非常看重教育價值,願意以大部分有限的社會資源來挹注教育,尤其是花費更高的高等教育,充分培養社會人才。古巴的國民義務教育與台灣相同只到國中,但只要你有繼續求學意願與能力,則即使一路讀到博士,其學費、生活花費幾乎都是由社會承擔。
下列一些基本數據,反映了古巴對於教育公共化的重視與成就。在小學入學率方面,:古巴是100%,這比許多先進國的成績還要好,例如加拿大和美国均為95%,德國為86%。而在居民人数同教師的比例上,古巴為42.23∶1(每42個居民就有一位教師),法國是62.7∶1,愛爾蘭是64.6∶1,加拿大是66∶1。每間小學教室中最多的學生人数:古巴為20人,加拿大、西班牙、挪威和英國均為25人。 我們須知,在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先進國約1/10的古巴,其教育竟取得許多超越先進國的成绩。
由於古巴致力於教育,所以它的、教育經費占的政府支出比例一向很高,而且近年來還不斷增高其比例。過去約為10%左右。到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5.1%;2002年,其支出比2001年又增加7.5%! 而在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也比軍事開支多1倍。為了改善教師待遇,政府于1999年還將教師工資提高30%。
最難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公共化精神是充滿了社會主義公義的原則,即保證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的受教權。
因此,古巴政府教育資源的分配政策是一貫地向基層、向弱勢群體傾斜。為了小学年齡的兒童入學率達到100%,居住分散的極偏遠、山區的子女仍能接受正常的小學教育,即使當地只有一個学生也是如此。這種“一個學生的學校”在古巴全國竟有93個!為了使所有学生都能使用電腦,對無法通電的兩千餘個偏遠學校,古巴政府為它們配備了太陽能發設備,以为電腦設備提供電力,這其中包括了上述九十三個“一個學生的學校”(以上古巴教育資料摘自於 毛相麟 , 《古巴社會主義研究》〔北京︰2006〕)。
總結來說,不論是強調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資本主義利潤導向的愛爾蘭,或是以社會公義為準則的社會主義古巴,它們都可以以其各自條件來發展出成功的教育公共化。教育公共化應是普遍而基本的社會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每一個理性社會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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